庚子救援研究

庚子救援是過去研究中甚少論及的一個題目。志陽自2007年讀博開始，即以此為題，從一點點搜集相關史料做起，不疾不徐，一步一個腳印，把相關檔案、文獻，以及散見于當年上海報刊上的各種有關救援的公啟、章程、公函、電報、捐款清單、載回被災官民名單、雜記等資料一一找出來，并加以系統(tǒng)梳理、排比與研究，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jié)，前后歷時五年終于撰成博士論文，比較完整地把這次救援的全過程呈現(xiàn)出來。論文于2012年被答辯通過后，經(jīng)過數(shù)年沉淀，去年志陽又集中精力花了大半年時間對原稿進行全面、細致的增訂刪改，最終定稿。志陽在《后記》中敘其緣起：

記得那是剛剛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課，我的博士生導師周武研究員在講授上海史時突然提到，庚子國變前后北方社會出現(xiàn)了一股大規(guī)模的人才遷徙潮，很多政治、文化精英從京城遷居到上海，這極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文化上的崛起，其中最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動，因為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即有數(shù)千人被從京津地區(qū)救援到上海。然而，對于這次救援行動，不但學界研究較少，即使知道的也不多。周老師因而向聽課的學生們建議，有興趣的可以試著去關注關注。我當即便對這個題目產(chǎn)生了極大興趣，此后便嘗試著收集相關史料，很快就在上海圖書館找到并復印了陸樹藩的一卷《救濟日記》和五卷《救濟文牘》，同時又從《申報》《中外日報》等晚清報刊上發(fā)現(xiàn)了大量相關史料。知道我有了這些史料基礎，周老師又建議我將這個題目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于是我的讀博生涯便與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為一體。

志陽講述的這個過程，我自己已不太記得了。但我的確認為，與對庚子年次第發(fā)生于南北的義和團運動、八國聯(lián)軍之役、庚子西狩、東南互保、庚子勤王、庚子議和等一連串重大事件研究得眾多和深入相比，庚子年間由上海紳商發(fā)起、組織和實施的大規(guī)模救援則顯然未受到應有的關注，眾多近代史著作幾乎不著一詞，這是不應該的。而且，就庚子之變的整體研究而言，缺庚子救援這一塊，也是不完整的。所以，當志陽把這部書稿交到我手里的時候，著實讓我有點喜出望外。

我的“喜出望外”，除了對志陽的耐心和毅力表示驚訝外，更基于我對這個事件本身的復雜性和艱難性的認知。庚子救援發(fā)生在京津淪陷這一被時人稱為“自有家國以來未有之奇變”之后，與上述一連串重大事件深度交纏，互為因果。而且因為這種“深度交纏”，又不能不跟世紀之交中國的南北、官紳、華洋、新舊諸重關系深相勾竄纏繞。因此，講清楚庚子救援本身的始末原委已有難度，要厘清這一事件背后隱藏的上述諸重深相勾竄纏繞的關系，則尤屬不易。

志陽此書最著力和最用心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話說，即在于“盡量完整地呈現(xiàn)庚子救援事件本身”。但要講清楚這一救援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得對事件發(fā)生前后的具體時空情境有足夠的了解。這一點，志陽有充分的自覺。他在《導論》中指出：“庚子救援行動就發(fā)生在這樣一個具體的日常世界中，并為各種各樣的因素所制約。因此，要更好地敘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進入這個救援事件發(fā)生時的具體時空情境中，深入探討庚子國變前后南北間交通方式與通信方式的變化、京城社會管理方式的變化、京官日常生活的變化等，此外還包括江南社會的義賑傳統(tǒng)，中外貿(mào)易與江浙絲商群體在19世紀下半葉對于上海乃至江南經(jīng)濟的宰制性影響，京官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角色，以及華洋之間、官紳之間的微妙關系等，這些共同構成了與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關的歷史情境。這些歷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項，都不會比救援事件本身更為簡單，因此筆者相當多的精力都花在構建支撐庚子救援事件得以發(fā)生的地基上?！闭腔谶@樣的認識，志陽依據(jù)自己艱苦搜尋所得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上海圖書館藏陸樹藩《救濟日記》及相當于救濟善會“征信錄”的《救濟文牘》，盛宣懷檔案中有關庚子救援的各類史料，以及《申報》《中外日報》《新聞報》等當時上海報刊上所刊登的相關資料，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各有側重地詳盡論述了這一史所罕見的大救援的緣起、組織、過程及其影響，其中對救濟善會、東南濟急善會這兩大救援主體組織的發(fā)起人、幕后支持者、宗旨、章程、組織機構、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各級成員、成立過程、具體的救援活動、救援成效等各方面內(nèi)容的梳理尤為細致入微。此外，書中對救濟款項的來源，特別是對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封疆大吏及粵籍官員的獨立捐款及其動機、成效，以及救濟款項在京官間的分配方式及其原因、效果的考察與分析亦頗有所見。至于對淪陷時京城世相與京官生活的摹寫，對救援場景的敘述，更是歷歷如繪，每每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不過，就個人喜好而言，我更欣賞的還是書中的“余論”部分，即“庚子救援中的關鍵詞”。與前六章偏重于敘事不同，這一部分的立意則在于闡釋庚子救援這一事件背后的因果、聯(lián)系及其意義。志陽在完整敘述庚子救援的全過程之后，特別從中拎出絲業(yè)、京官、省籍意識、東南意識、義賑等貫穿全書的五個關鍵詞進行深入討論，并以這種討論來對庚子救援進行總結，不僅形式新穎，亦必有助于從更深廣的脈絡中理解庚子救援這一事件的由來及其演進。如此大規(guī)模的救援，而且是在極其錯綜復雜的險惡環(huán)境下展開的救援，絕不會是一個突兀的事件，在它的背后實際上濃縮著自鴉片戰(zhàn)爭以降中國社會特別是東南區(qū)域社會的變遷歷史。這正是志陽想要追蹤的歷史脈絡。他發(fā)現(xiàn)庚子救援的實際主持者幾乎是清一色的絲商：最早倡議庚子救援且一直負責救濟善會救援工作的陸樹藩是絲商，負責東南濟急善會日常事務的龐元濟、施則敬是絲商，另一個救援組織“協(xié)濟善會”的創(chuàng)辦人楊兆鏊也是絲商?？梢哉f，庚子救援行動幾乎全是由江南的絲商們籌劃組織完成的。任何救援都得耗費財力，特別是像庚子救援這樣大規(guī)模的救援更需要巨大的財力支撐。絲商成為庚子救援的主力，跟開埠以后上海出口的大格局有關。由于地近江浙產(chǎn)絲區(qū)，上海出口貿(mào)易以蠶絲為最大宗，絲商因此而逐漸累積巨量財富，“成為晚清上海乃至整個江南地區(qū)最為顯赫的財富擁有者”。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庚子救援全程中絲商扮演如此關鍵的角色。

在庚子救援中，無論是救濟善會還是東南濟急善會，都以京官為最主要的救援對象。原因何在？志陽的分析認為，這是因為各省京官與各省利益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由時人的筆記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幾乎成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有學者以各省京官為最主要的救援對象詬病庚子救援，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利益交換，已背離了“救濟”和“濟急”的初衷和本旨。我以為這是一種苛責，毫無道理。且不論庚子救援本身并不僅限于救援京官，也曾廣泛地澤及普通百姓，救濟善會七千余回南者中并非都是京官。救濟善會與東南濟急善會在京津地區(qū)開辦平糶局，施衣“數(shù)萬套”，“掩埋白骨幾萬千”，“米面醫(yī)藥不計其數(shù)”，顯然也并非僅針對京官。實際上，救援以“鄉(xiāng)誼”相號召，以“省籍意識”為底色，更容易“一呼響應，事集眾擎”，這是國情，無可厚非。更何況當年倡議和主持救援的紳商，后來也并沒有因為曾救援京官而獲得實際的利益回報，有的還曾因此而負債累累，如陸樹藩就因庚子救援而虧欠巨萬，最后不得不將皕宋樓藏書悉數(shù)售與日本還債。其實，無論是救京官，還是救百姓，對那些慷慨紓難、不顧安危、仆仆于途的施救者，我覺得還是應當抱持起碼的敬意。

另外，關于“義賑”在上海華人社會整合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志陽在分析這個關鍵詞時，有一段話講得很好，他說：“就上海的華人社會而言，無論何種力量想要參與到義賑事業(yè)中來，都會被納入到一個統(tǒng)一的行動框架中來。在一個統(tǒng)一的上海華人社會形成之前，上海義賑界的聯(lián)合和統(tǒng)一，對于整個上海華人社會的整合，顯然是具有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的?！?9世紀的上海，長期以來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華人社會，基本上是各省各行商幫的各自為政。正是長期不分地域的慈善救濟活動，使得上海華人社會逐漸擁有了一個有別于官府的公共領域，并形成了能為上海各省華人都認可的華人領袖。庚子救援之所以能夠調(diào)動整個上海，乃至整個東南社會的力量，與統(tǒng)一的華人社會及其領袖在19、20世紀之交上海的出現(xiàn)密切相關。當然，一個統(tǒng)一的上海華人社會的形象不可能因為幾次義賑就能成型，但義賑在增進幫派林立、互不統(tǒng)屬的各移民群體的上海認同方面，并不是可有可無的。

志陽這本書是厚實的，也是有見地的。厚實而有見地，一方面說明他在這個題目上下過切實功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思考的廣度和深度。肯下功夫又勤于思考，這樣寫出來的著作雖未必炫目，但一定不會是過眼煙云。

周武

2018年6月14日

寫于上海社會科學院